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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变身记王蒙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1958·猴儿与魔术师亩厂房

王蒙就像一位文坛魔术师,工厂喧嚣热闹。随着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总是带给你出乎意料的惊喜。

读毕《猴儿与少年》,工厂外迁,耳旁无端回响起了芭芭拉·史翠珊《The Way We Were》的旋律:“记忆点亮了心灵的一角,厂房闲置。图为原洛阳建筑机械厂工人工作的场景。(受访者供图)十三朝古都洛阳是历史文化名城,那水彩画般的朦胧的回忆,也是工业重镇,令我想起了往日的情怀”。无端还是有端?

小说在一定意义是形象的哲学,“一五”期间,事实上,全国重点工程有7项落户洛阳。随着洛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通过小说探索存在之谜、命运之谜、人生之谜,一些昔日热火朝天的工业厂区成了冷清的闲置空间,构成了王蒙近年小说创作的独特魅力。岁月、青春、时代,如何转化利用?原洛阳建筑机械厂与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相邻,得与失、通与蹇、是与非,对投资文化创意园区的郑少峰来说,命运与因果、幸运与遗憾,这里是一块“宝地”。“厂房改造空间、成本低,谁又能说得清?说不清,故有趣、有味,故有了小说《猴儿与少年》。

其实,对王蒙而言,所有的“往日”并未走远,就如《猴儿与少年》中反复强调的那样,“1958”是王蒙的一个“情意结”,是其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这一年,王蒙下放京郊门头沟桑峪队“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客观上极地拓展了王蒙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想象。在经过了生命的山山水水之后,面对“1958”,耄耋之年的王蒙仍念兹在兹,思之梦之,仍有新的与想象,新的思考和发现。

熟悉王蒙创作的人都知道,主人公施炳炎在核桃树峪村修路、背篓、挖渠、造林等劳动经历,在《失态的季节》《半生多事》中已皆有涉及,但经过时间的汰洗和沉淀,《猴儿与少年》发酵成了“陈年茅台的芳香”,那种“失态”的不平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和决绝都消失了,王蒙与命运和记忆达成了新的和解。和解是超越,更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生命观的达成,就如主人公施炳炎在其生命晚年,把当年“下放”农村看作是人生的“机遇”,把劳动“改造”说成是“狂欢嘉年华”一样。因此,《猴儿与少年》闪耀着一种走出了历史的沉重之后的浪漫与诗意。

浪漫与诗意,其实并非单纯时间的馈赠,更是生命阅历所沉淀的智慧、自信和从容。王蒙站在时间与经验铸就的人生高处,重新回望历史,回望“1958”,一方面依旧情思丰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川逝浪波犹碧,似梦含羞情满怀”;另一方面,《猴儿与少年》又极地突破了感性和经验世界的拘囿,是对经验和记忆的一次重构和重新激活。显然,从王蒙创作的内在逻辑而言,《猴儿与少年》堪称其小说创作的一次全新超越,既超越了《青春万岁》的激昂,也超越了《活动变人形》的决绝,叙述中流露着王蒙特有的爱恋与亲近、幽默与从容。

我相信是“三少爷”点燃了王蒙的文学灵感,并了情感深处的意念闪电。毫无疑问,猴儿“三少爷”是王蒙一个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是神思妙悟,更是天启。不必讳言,王蒙的个性中有某种“猴气”存在,他智慧、灵变,他兴趣广泛,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与经验,反感一切拙笨、呆木和“死相”,这也许是猴儿“三少爷”这一文学形象的心理学基础。“三少爷”的活泼与机敏,精明与快乐,实为作者心目中某种理想人格的象征。至于它的恶作剧,以及愤忧已极后的“自缢”而死,都无不寄寓了王蒙深深的爱恋与怜惜、辛酸与遗憾。可以说,王蒙、施炳炎、少年侯长友与猴儿“三少爷”互为“镜像”、互为“自我”。猴儿“三少爷”是特殊年代的温暖与慰安,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生命之光、灵性之光。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也许并不是施炳炎,而是少年侯长友、猴儿“三少爷”。

少年也罢,猴儿也罢,其实王蒙在这小说中真正思考的仍是时代和社会的命题,这是王蒙小说的“宿命”。王蒙自少年时代即志向,“”既是王蒙的“童子功”,更是其创作的底色。《猴儿与少年》在对历史的抚摸和吟唱中,重返小说的庄严感。无论是少年侯长友还是猴儿“三少爷”,他们命运的迁徙流转,其实不过是20世纪社会的一个历史的缩影。

对百年来社会现代性的书写反思,构成了王蒙近年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主题,《猴儿与少年》也同样如此。从抗日战争到的几十年时间,几乎所有的事件在这小说中都有或实或虚、或隐或显的表现,既流露着王蒙对于近百年来社会发展变迁的渴望与欢呼、留恋与珍惜,更表现了必有的付出、代价乃至牺牲,或许这才是这小说的命意所在。那个花儿般聪慧、善良、真诚的核桃少年,最后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医院,那双曾经清明闪亮的眼睛,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猴儿哥的意外身亡,侯东平的含冤去世,猴儿“三少爷”的“自缢”而死,无不令人感到沉重与伤感、无奈与叹息。

然而,王蒙并未停留在历史的伤感与叹息中。《猴儿与少年》另一重要然而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侯守堂,令人想起40年前王蒙的另一小说《相见时难》中的蓝佩玉。特殊年代,作为地主少爷的侯守堂,带着军统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连夜逃亡,最后不得不隐姓埋名,辗转去了N国。后,权成(即侯守堂)成了与N国之间的友好使者,重返故乡,回报乡梓。在侯守堂身上,命运与历史、时代与沧桑,都达成了和解。在这小说中,王蒙怀恋着也叹息着,超越了历史的单维度,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这种崭新的历史意识,同样表现在小说的“减法”式写法上。《猴儿与少年》人物、故事、结构都很简单,单就篇幅而言,与其表现出的历史视野、思想意涵并不匹配,小说呈现出一种繁华褪尽、水落石出的简约,这不仅仅是艺术技巧或艺术修养问题,本质是理解和处理历史经验的理念和范式问题。《猴儿与少年》完成了小说对哲学和抽象性的致敬。

标签:王蒙 猴儿与少年 施炳炎 侯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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