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了次日出《繁花》：老上海人的记忆，沪上方言的寻觅科普大

引言：金宇澄在其代表作《繁花》中分别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风貌，看到朋友圈一条消息。“天呐！”满爸说咋啦。我说詹金斯近日去世了。满爸问，是对历史文化资源创新运用的典范。《繁花》散落的不仅仅是上海城市的景象，詹金斯是谁？就是满满有好多他的科普书的那位作者。抬头看了下书架上他的书，更是老上海人心中那份残存的记忆，我有几十本，“吴侬软语”的苦苦寻觅。

独具特色的沪上方言文化，英文版，极具立体感的老上海空间分布叙述，中文版。转自编辑的朋友圈。仅仅69岁，对20世纪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的细腻描写，因病去世，让《繁花》一举成名，目前的消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疾病。太震惊了。和编辑聊了一下。消息来自“出版人周刊”发的讣告：概在6年前，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满满1岁多左右，并掀起了一股“繁花热”，我开始关注non-fiction（非虚构类）的原版作品。在非虚构类的科普童书领域，让我重新审视方言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的魅力。

金宇澄自己说，一位作者进入了我的视野，“《繁花》的起因，是向这个的城市致敬。”《繁花》巧妙地设计双线叙事线索，穿插讲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不同时空的上海社会历史，讲述了一代人的成长与悲欢离合。时代的沧桑裂变，让上海天地翻覆，让上海人颠沛沉沦，沉浮于时代的浪涛中，自救本就困难，多数只是沉沦，人性在此间似是沦为了虚无。这本书，或许只是为了单纯地记录一段悠长的岁月，一段几乎被埋没了的过往，但作者也借此带领读者穿过时间的阴霾迷雾，重新回到老上海，体验人间悲欢苍茫。我将《繁花》看作溺水文学的代表作品，只有合上书本，从书中浓郁的时代气息的压迫中挣脱出来，才会发现呼吸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真实的代入感，正是《繁花》惊艳所在，而这份惊艳，脱胎于作者对于其所拥有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和方式的创新。

60年代的老上海

一、沪上方言重焕本土文化生机

“方言是指通行于一个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语言变体。其往往历史悠久，并 因 此积累了量生动的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这些词汇为本地人所熟悉并能理解到其中可供想象的表情、 会意点等独特审美趣味。”在急剧的都市化、国际化的社会变革中，普通话普遍推广，地方方言文化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甚至被关进象牙塔，成为了老一个时代，老一辈人的特殊象征。通用性的普通话消解了每一个人身上的地域语言特色，在重建普遍认同的语言体系，解构“外乡人”概念的同时，也削弱了地方语言叙事的特色，剥夺了当地人对方言文化的情感认同和共同回忆。在特定地域的限制下，方言是该区域人对地方文化所达成的共识，许多精妙的方言语意用普通话来阐释就失去了其趣味和生动性，即是说，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方言才拥有意义。

在文学作品语言与叙事结构趋向同质化的今天，《繁花》却另辟蹊径，扎根于上海方言文化，以方言叙述从容还原了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勾起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与共鸣，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读者的阅读体验。金宇澄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对沪语进行了幅度的改良，先用沪语读一句，再用普通话读一次，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最终形成一套改良版的沪语，不但更易于南北读者接受，也体现了作者对上海人讲上海话的深刻认识。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繁花》不仅使用了沪语，还有量的北方话成分，不同的语言体系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南北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使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也更有助于读者把握人物形象，同时也收获了更广阔的读者群体。我们可以这样说，《繁花》的诞生，不仅是南方读者的幸运，也是北方读者的福分。作家扎根于自己的地方特色文化，加以吸收利用，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把方言文化再次讲好、讲活，重新将方言带入众视野，在同一化的时代浪潮在掀起一股逆流，打破了现代文学单一的陈述方式，从传统文化中寻到了力量，成为新的文化符号，反而更加新鲜，更加富有活力，不失为我们现在发展文化产业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一种思路和方式。同时，《繁花》所具有的特殊方言叙事特色，也是对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抗，对普通话语言创作的叛离，金宇澄用上海话讲上海人的上海故事，所要保存的恐怕不只是方言，更是上海的“地方性”特色，是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回忆，以及对当今同质化现实社会的恐惧与疏离。

60年代上海外滩散步的人

二、创新写作方式，寓真意于无趣

“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每个说书人，每一位小说作者，心中应该有自己的读者群，你得为他们服务，心存敬畏。”在接受采访时金宇澄这么坦诚说道。在金宇澄刚开始创作《繁花》时，他的本意只是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故事，却借网络之便意外与读者展开交流互动，在读者的鼓励和支持下不断更帖，并根据读者的反馈不断构思下一章的内容，最终成为长篇。可以说，《繁花》是一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小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繁花》如此生动，具有丰富性和性，与读者达成了情感共鸣，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从叙述角度来讲，金宇澄正像是一个说书人，从旁观者视角以几近淡漠的语气叙述了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将人世间的一个个生离死别娓娓道来。而读者们也如听书客，身临其境，回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爱恨情仇和芸芸众生相，将时代的印记与自身对比、映照。《繁花》的主要情趣就是描绘城市中的琐碎生活，而作者就是希望读者能在这种无意义中去探寻有意义的东西，是当时上海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是面对时代车轮碾压破碎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与软弱，诸如此类，各个读者根据自身的体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时代的本相。

另一方面，《繁花》已经不单单是简单的文化传承和改编，它是立足于上海沪语文化和地方文化所进行的文化再创造，它由小众文化开端，在文化认同的摇篮中，在和读者的不断对接交流中，最终成为了众文化，它是众需求下的产物，却又不单纯地是众口味的迎合品，它创造了一种适合众口味的文化以供消费，最终被众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众仍以为是自己的选择造就了这种文化。这当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典范。

金宇澄

三、扎根历史，推陈出新

不管是哪个或者，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都是珍贵的宝藏，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凭借本国、本的历史文化积淀，将时代背景设置于过去的某个特定时代，使文字具有年代感，并将整个时代浓缩于字里行间，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去走进书中所描绘的时代，与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时代情感与记忆，从而达到表达特定思想的目的。

正如前文所提，金宇澄在《繁花》中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双线平行结构，单章用繁体标出，描绘了六七十年代前、中、后的上海面相，双章则用简体，描绘的是后90 年代的都市风情。这两个都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霸王别姬》等著名影视作品和许多文学作品端口将这两个时代作为推动情节的重要阶段，再谈此间故事，似是老生常谈，难有新意。但《繁花》却独树一帜，并不着笔于时代背景的宏叙事，而是专注写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小见，从日常小事和量的对话之中，侧面烘托了时代氛围，完成了对历史的重述，这也使得读者对于时代有更为亲切和深刻的了解。时代的背景被刻意的忽略，而从阿宝等人的生活细微改变，却可见时代端倪。从一开始阿宝、沪生等人对邮票、电影、船模的喜爱到青年时期各奔东西，看着妹妹等人下乡做知青的时代记忆，到最后沉湎于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在觥筹交错中向欲望屈服，闹剧也好，悲剧也罢，个体的命运在时代面前是如此的渺小和不值得，这是一整个时代的不幸。“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构成了文本所需要的深层意蕴，而《繁花》中历史的再现正是以文本形式留存，我们也凭借文本保存下来的历史，才有可能了解过去的真实面貌。”《繁花》最特别处，当是作者凭借记忆手绘的三幅城市地图，再辅以多次使用“国泰电影院”“自鸣钟”“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曹杨新村‘两万户’”等标志性地名，为读者重现了保存于他记忆中的老上海的原生态面貌，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随着主人公的行动，仿佛重游了一遍老上海，此间真情实感，激起强烈的空间感和真实感，着实动人。作者借此使早已消失的老上海的市井风光在读者记忆中复活，真正地将历史资源用到极致。这是一方面。

《繁花》金宇澄著 《繁花》王家卫监制

故事的主人公有阿宝、沪生、小毛等，同时又辅以李李、梅瑞等性格鲜明，具有典型意义的配角，但笔者以为将所有时间段串联起来，连接两个时间段的，当是阿宝。故事从十岁的阿宝登场开始，到人到中年的小毛去世结束，三十多年，天翻地覆，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无处可逃，只能随波逐流。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真真切切的具有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换言之，人物即是时代的化身。一如倍蒂，倍蒂是纯真童年的代表，作者花了量的笔墨描绘倍蒂的生活和钢琴，这是作者对上海最美好的记忆，单纯快乐，又优雅精致。倍蒂最后的结是化作了金鱼，从此消失无踪。阅读整本小说，作者借他人之口多次提到，阿宝一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行走于世间，对男女关系看得轻，其原因，是一直无法忘怀一个小小姑娘。那当然是倍蒂。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推知，她逃不过悲剧的命运，但作者却用童话式的方法让她委婉退场，也许正是对自己内心最美好的地方的保护，对最纯真的上海的深深眷恋和爱。又如小琴，千方百计，心机费劲，只为骗淘淘与她结婚，最终却意外死亡，留下一本笔记本，写尽所谓爱情的卑劣和丑恶。还有汪为了再生一胎不惜卖弄风，四处留情，最终却被作者形容成有一个坟一样的肚皮，阴森恐怖。这些都是90年代的上海众生相，自私、贪婪充斥这座城市，灵魂早已污浊、没落，所有人都在彷徨，没有出路。两个时代如此强烈的对比，似是作者对上海的缅怀和哀悼。这些，没有历史是写不出的，没有经历是写不出的，没有才华是写不出的。金宇澄将三十年的沧桑变化和伤感浓缩成了一本《繁花》，写尽了无奈和辛酸。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和文学性，用文字的方式将各种意象转化为文学符号，再现了一座精神的上海城，深度挖掘了城市的文化底蕴内涵，将之重现。量的历史文化资源被挑选使用，具体化为文字。而叙事方式，描写角度的创新，又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生在一个的时代，坐拥量的资源和前人经验，应当从《繁花》获取新的看法与知识，为文化产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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