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文化,从书中寻根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渠道。通过阅读书籍,我们不仅可以获取知识和信息,更能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与特色。从书中寻找文化的根源,让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文化的根基在于历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从1986年开始，荣誉时刻——作品、荣誉展示区，我就煮字为生了。其间最久的，创意一刻——文创产品创新展示区，是做编辑，畅享影音——IP联动体验展示区，煮别人的字。后则于编辑之余，互动打卡分享区等5个展区。展览期间还将开展网络文学IP影视作品播映会、以文会友——网络文学创作分享会、以乐助文——网络文学嘉年华等活动。由广西壮族新闻出版、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广西网络文学赛自2015年举办以来，间译几行书。嗣后弄学问，已走过7年。赛共收到稿件35044篇，搞一些陈芝麻烂谷子。”这是艺术史学者、浙江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十年前的自况。
曾自谦道：“译三流的书，评选出245作品，做四流的学问”，覆盖全国20多个、、直辖市，如今，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他的《塞耳彭自然史》、《钓客清话》、《瓮葬》等译著，为推动广西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来源：青年报客户端，被誉为“缪哲经典译本“，经历岁月打磨，多次再版，像珍珠那样越洗越亮，被越来越多的当代读者所喜欢。
如果说《钓客清话》是一小牧歌，那么，《塞耳彭自然史》就是一浩一点的牧歌，但两者不同的是，《塞耳彭自然史》在牧歌之外，作者怀特是以科学家的态度来写书信的。
《钓客清话》初译于1994年，新一版《钓客清话》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风行三百余年，再版次数最多的英文图书之一，对疲于现代生活之混乱、繁杂的人，这样的书，是避难所。
“简单、厚道、忍耐、知足，不是我们当今风行的做人理想。沃尔顿生活在英国变动的时期，人人都仰着脖子，看宫阙，看财神，看主教的宝座，像他那样低头看草地和清流的人，并不很多。”缪哲说出了《钓客清话》作为一种生活态度。
“我译《钓客清话》到后来，即有‘近被虫鱼恼不彻，悔将疲足作远游，沃尔顿青鞋布袜事渔钓，我夹笔载镜登徙藏书楼”的感慨。”他说。
《塞耳彭自然史》，对自然的兴趣，在如今也渐成小小的风尚。在国外，作者怀特的老家塞耳彭，如今成了英国、美国自然爱好者的朝圣地。若追溯到民国时期，周作人对此书就有介绍，作者怀特代表了“科学之哲学精神的黎明。从不小的程度说，他是莱尔、达尔文、斯宾塞与赫胥黎这一代思想巨人的先驱。”缪哲说，“这乐趣很平易，凡有心体味的人，都可以享受它。才高学博如周作人，不觉其浅薄，不学如我，也不觉得高深”。这一种牧歌趣味，在缪哲看来，或许可以为我们红尘中人，“清一清口”。
关于翻译，对缪哲来说，真是又爱又恨。一边喊着“老子不干了”，一边自甘“堕落”，“苦得像牲口”，翻译的乐趣是什么？缪哲是这么形容的——“译书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过见了好书，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读而后喜。于是铺纸吮毫，雕章琢句，兀兀数月、数年的时间，尽力于不同文、不同种、不同教、不同风、乃至作古数百年、不能请你登哈佛之学堂，游巴黎之官的异乡人，只为同文同种的同胞，与你有同样的喜悦，同样的收获。”
岁末，原定的一场相关缪哲的新书的钱报读书会因为疫情影响推迟了，作为翻译家的缪哲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以下是钱江晚报记者与缪哲的对话——
【钓鱼终归要去野外，终归要安静】
钱江晚报：《钓客清话》是垂钓者的“圣经”，三百年经久不衰，你说，“我有感于自己的生活，每以此书做我精神的备忘”，可见你本人和这译著之间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您也爱“风行的野调”是么？这也是译著能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吧？
缪哲：《钓客清话》出版于1653年，英国内战（1642-1651）刚结束。这是英国进入现代的开始。当时一切都乱了：政治、信仰、价值、行为方式；用沃尔顿的话讲，到处是“风行的野调”。他写这书，只是图安静而已。你看这书里面，一派恬静，一派牧歌的调子，何尝有闹躁？我译这书，是90年代初，刚好也是巨变的当口。我的性格，是80年代养成的，对当时的闹躁，也不适应，译它，也是图静，加固一下老的信念而已。“风行的野调”？我从来不喜欢。
钱江晚报：不妨再说详细点，您说钓鱼在我国也是很古的，《诗经》中多有提及，主要是小民的娱乐，但您又说：钓鱼是一种哲学，何解？您本人喜好钓鱼吗？
缪哲：渔钓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之一，在哪儿都“古”，不仅。至于发展为娱乐，赋予它意义，这当然是文化的结果。《诗经》时代，确实就有了，比如“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等等。所谓钓鱼是哲学，是指赋予它意义。钓鱼终归要去野外，终归要安静，终归要与人类的“他者”——鱼——遭遇。这就与“日常”分开了，需要特殊的行为方式。你把这方式提升为原则，奉行为“日常”的信念，这就是“哲学”。至于我本人，鱼是不怎么钓的。“心向往”而已，“不能至”。
钱江晚报：我们再说说《钓客清话》，从西方的沃尔顿，到的古典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他们赞美的垂钓这件事，是同一件事吗？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吗？言语之间，您似乎对的“渔钓”主题蛮多质疑的？
缪哲：由垂钓养成的性格，生成的信念，古今中外，都是一剂稍解红尘扰攘的药。“渔歌子”一类诗，沃尔顿的“静”哲学，讲的都是这个。当然细说起来，也还有分别。古代的感受，总是不脱“庙堂”与“江湖”的。钓于江湖，是反衬庙堂。西方呢，缺少我们“庙堂-江湖”的二元结构；垂钓作为象征，和政治的关联不，主要是品格与信仰的。我对的“渔钓”主题，假如说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太姿态化，不好好钓鱼。
【翻译必须有得意，否则太苦】
钱江晚报：关于翻译，我们读到的这套“缪哲经典译本”中的翻译，看起来都非常的古雅，最主要应归因于原著的优美古风语言吗？还是翻译风格本身有更的决定作用，比如您个人的古典诗歌和艺术方面的修养，才能译出和古典英伦风相匹配的译著的清雅之味？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古老歌谣，比如十四行诗，你把它们翻译成了具有古诗风味的十四行诗，比如，“天鹅戏清波/舟船纷攘攘/煌煌泰晤士/位居百川长”等等，这真是一种故意为之的“中西合璧”吧，您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很是为这样有灵感的清诗丽句的译笔而得意呢？
缪哲：我译过四本书，除这次再版的三种外，还有柏克的一组文字，是谈美洲独立的（《美洲三书》）。四个作者，都有风格。布朗沉闷，但辉煌，沃尔顿恬静，怀特轻声细语，柏克唾液横飞。我本科学中文，少有作家之志，老无成，就以翻译为寄托了。这样文风上，有时候就“过火”，——你叫它“中西合璧”，也好。翻译必须有得意，否则太苦，撑不下去的。梁实秋译莎翁，遇到“a pissing while”，灵机一发，落笔为“撒泡尿的工夫”。译完掷笔，顾盼自雄。这是得意。我才小，只有小的得意。
钱江晚报：您以前写过一篇随笔，叫《少不读唐诗》，看来您对古诗词也颇有心得，你说唐诗重意境、重练字，少阅历和文字感差的人，很难体会其佳妙，我想问的是，一位好的翻译家必须具有很好的古文修养吗，比如要熟读唐诗？
缪哲：相比西方的现代语言，现代汉语的历史太短；相比于古代，才智的投入也不足，——古代一流的才智，无非用于文字而已；现代则分流于不同领域了，比如科学、技术、法律、经济等等。这样现代汉语的精细度，就有不足，比如词汇的“光谱”不够长，句式不够丰富。古汉语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无论表意的精微，还是句式的流转，都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但语言总是经验的再现，古代的语言，未必匹配今天的经验；学得太多，会扭曲、屏蔽活的经验。因此要不要学呢？这个不好说。
钱江晚报：您曾著文《谁实为之》，自述过译书之清苦，“没有为发财的，名也不敢想”，您还说有时译者的名字还“招人烦惹人厌”，作为翻译家，怎样的一本书会让您有要翻译成中文给读者的冲动？就是能让您“情不能禁“的作品有标准吗？
缪哲：不同的人，冲动当然不一样。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想和他人分享。我也差不多。除分享外，激起我冲动的，还有文风。文风是一种挑战。倒不是挑战我个人，而是汉语。外语中的经验，与汉语所表达的，不都一致，不都能装进既有的汉语。这就成了对汉语潜力的测试。假如装进去之后，不仅结构未损，还有别样的美，这就抓住翻译的要义了：它丰富了语言，也丰富了经验。我不做翻译，有很多年了，但每读到好的文风，就和老兵听见号角一样，禁不住股动。前几天疫情隔离，又去闲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语言的结构性之强，真像一座哥特教堂。有“形”，必有“影”；有“响”，必有“声”。译成汉语，会不会变成一座形状邋遢的后现代建筑呢？
——这样想着想着，就有些“情不能禁”。
【别太自恋，让自己淹没了人家】
钱江晚报：《塞耳彭自然史》，周作人说此书“说的是草木虫鱼，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但他想译全本而未译成？另有民国时作家李广田也写文介绍过此书，这本书最早传到来是什么时候？这本自然博学学的书信体著作，是否也切中了文人的某一种情怀而受到关注？
缪哲：最早介绍《塞耳彭自然史》的，似乎是周作人。李广田是周作人的弟子，他的介绍，概是“师承”。周作人做翻译，是49年后了，书由指定（以希腊著作居多），他不做主。这以前，他谈龙说虎的，不甚译书。《自然史》讲的，是草木虫鱼，与经书《尔雅》的分内容，是一致的。你说暗合“文人的某一种情怀”，当然不错。不过明治以来，日本受西方的影响，也颇掀起了一股博物热。有机构，有社团，有杂志，有图书，声势很浩。《自然史》在日本，也一时纸贵。周是熟知日本的，对此当然不陌生。所以老的情怀外，他对《自然史》的兴趣，也应有日本的因素。
钱江晚报：为了译《塞耳彭自然史》，您个人是否需要做很多博物学方面的知识储备，还是说，您本身也是一名博物自然的爱好者，这本书与您个人积累多年的趣味相契合，结果使您在翻译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抵达书中的世界？
缪哲：与垂钓差不多，基本是“纸上谈”。小时候在乡下，是颇见草木虫鱼的。但日子苦，吃的心多，“格物”心少。长读经书，《尔雅》也读得不熟。那怎么会翻译呢？很偶然。当时我在译柏克的议会发言。这是议会里吵架的，调门儿很高，吵得我脑子疼。我的老朋友、时任花城的总编秦颖先生，就来“下套”说，你不如同时译《自然史》，一个庙堂，一个江湖，你优游于二者，就有张有弛了；你译完，我出版。这样我就入套了。不过回想起来，这倒是一段很愉快的经历。
钱江晚报：您引用本-琼生的话说：世风腐败之处，语言也随之。语言的污烂，是精神生病的标志。您是否是一个有语言洁癖的人？现在翻译业是否有一些不好的风气是您想批一批的？还有充斥当下人们眼球的网络语言，您是何看法？在您看来，翻译家在译书行文时，向流行文化的趣味靠拢，是一种积极的作为还是消极的作为？
缪哲：翻译是苦差事。不仅苦，还没钱；学校里，又不计工分。竟还有人做，这就是孟子说的“仁人之心”啊！你去书店看，译著的比例之，是出乎意料的；书店越严肃，越是如此。可知没有翻译，我们智力的风景会为不同。贡献如此，所得如彼，再去批评，就太不讲恕道了。现在很多翻译，或许不好，但不好的道理，在机制，不在个人。机制顺了，再批也不迟。至于用网络语言好还是不好，那与原著的风格有关。翻译的本质，固然是让“他”变成“我”，但具体做时，还是尽量保留“他”，别太自恋，让自己淹没了人家。
【我不是文人】
钱江晚报：我看您的一些文章，喜欢直接用文言文，也曾在文章中提到最后的儒、最后的文人，也说传统文人的行为方式中，有“名士的”与“雅士的”之分，您说两者都体现了文化“最美好、最精致的分“，但也说，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的今天，名士或雅士的胸怀都无法处理眼前的经验，您个人更倾向于自己是哪一类文人呢？
缪哲：我不是文人。所谓文人，并不指职业，而指一种生活状态。这个状态，当然可以有很多定义，比如会写诗，会作文，能从日常中，体味超越日常的意义等等。但从社会学角度说，所谓文人，是把教养当资本，来自我区隔于无相同教养的人。我“少也贱”，没培养出这种精英意识。“教养”对我而言，不过职业技能而已。再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阶层的区隔，总要依赖于集体意识。你个人有区隔感，那有什么用？社会集体对你的感受无感受，只见你可笑而已。我颇不觉得今天的社会有这感受，因此也颇不觉得现在有文人。
钱江晚报：作为艺术史学者，我们知道您今年又有新著，您曾感叹说艺术是难写的。写形式，则语言是心智的，拙于描述感官的所知；谈语境，人类不同的经验，是“秘响旁通”的，多无要懈了的关联之痕迹，言欣赏，则感受是飘忽的，不易现形于语言，这么说来，无论做艺术史研究还是做翻译，都是一条有点逼仄的路，不那么好走的，但这两个门类浸淫数十年下来，您至今仍然能乐在其中吗？
缪哲：翻译和做研究，是不同的事，但都很苦。翻译的苦，是文风转换。译文不能太生，也不能太熟。“生”需要创造，创造总是不易的。艺术史研究的苦，是视觉向文字的转换。视觉的东西，是不能思考的，得“文字化”以后，才想得下去。这就需要在不同的认知系统间，跳来跳去，——就好比你用音乐，去表现对美食的味觉。这当然难了。相比而言，我是更喜欢翻译的。一来它充满小的乐趣，摆弄文字的乐趣，——这是每时每刻的；研究的乐趣，只在突破的时候有。二来你翻译的书，总是经典，总是一流头脑写的。研究呢，我脑子不够，做不到一流，这样做着做着，就很有无谓感。文科的东西，很像眉毛：眉毛不漂亮，有没有有什么关系？
缪哲
1986年毕业于北中文系。浙江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中西艺术史学者。著有《祸枣集》。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鲁滨逊漂流记》等。其译笔精妙风雅，古色古香，于译界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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