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品精选浅谈古诗的典故光影中

金开诚

听说有个学生问老师，《红楼梦》描写的观园规模不小，其中必有许多路径。为什么第三十八回记菊花诗的创作都只说“三径”？譬如《供菊》诗说“隔坐香分三径露”，《簪菊》诗说“短鬓冷沾三径露”，《菊影》诗说“潜度偷移三径中”等。老师答道，观园中的路，未必每条路边都种菊花，也许种菊花的就只有三条小径。又说，在古文中，三和九都可用来表示多数，三为稍多，九为很多。“三径”也可能是诸多路径的意思。

后来，学生又听另一个老师讲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讲到“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二句时，老师特意指出，“三径”就因为陶渊明这篇名作而成典故，多见于后世咏菊之诗。学生听后恍然悟，并认为前一位老师没学问，回答问题出于想当然。

其实，“三径”还有更早的出处。《文选归去来辞》李善注引东汉赵岐《三辅决录》，说西汉末兖州刺史蒋诩归隐，“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皆挫廉逃名不出”。于是，“三径”便成为隐者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因归隐而写《归去来辞》，其中“三径”即是用典，未必小园中果真有三条小路。初唐卢照邻《元日述怀》诗先说明“筮仁无中秩，归耕有外臣”，后边才述其居处“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可见“三径”与归隐的关系。

不过，“三径”因陶渊明《归去来辞》用了之后，它又与松菊发生了关系。但松多见于山野，山野之松才有夭矫姿致与苍壮气度；所以不放到园圃中去写，与“三径”也就联不上。菊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主要生于园圃，而“渊明爱菊”又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脍炙人口，因此咏菊就往往联系到“三径”。

由这一层意思来看，上述第二位老师说后世咏菊之诗多言“三径”，是出于《归去来辞》，这也还可以。倘若能上溯到蒋诩故事，说明陶渊明辞中的“三径”还有更早的出处，当然更好；因为照规矩数典不能忘祖。

古代的格律诗文（如律诗、骈文），按照定例要隶事用典（广义还包括词语有出处）。这作为创作经验来看，现在已不必多加评议；因为无论评议出什么结果来，反正多数作者已不可能再去写古代那种格律诗文。少数人仍对写旧体诗有兴趣，致只为了自娱，并不想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

但古代诗文作为历史的文化遗产和创作成果，仍有许多人学和欣赏。因此，从欣赏角度看，如何看待隶事用典，倒还值得一说。

一种情况是在诗文创作中“掉书袋”，堆砌典故。这种写法并不能给人以美感，起不了感染作用；所以即使在古代也已有不少批评，今天当然更不能被人欣赏。

再一种情况如前人赞扬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历”，这赞扬究竟对不对？不妨举例来说明。如杜诗《望岳》“齐鲁青未了”句，仇兆鳌注引《子夜歌》“寒衣尚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二句，仇注引《庄子》“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决眦入归鸟”句，仇注引曹植诗“归鸟赴乔林”；“会当凌绝顶”句，仇注引王褒诗“绝顶日犹晴”，沈约诗“绝顶复孤圆”；“一览众山小”句，仇注引《世说》王珣语“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等等。从这些注文可以看出，仇兆鳌的确有学问；但如这样寻求诗中词语的出处来历，那么除了惯于生造字词的人之外，凡以语言文字写作诗文者，不论新旧都必然致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因为他所用字词的绝多数，前人必已用过。所以，像这样的发掘考证用字来历，实与欣赏无关。事实上杜甫本人或其他诗文作者也不可能有意去做这样的追求。

隶事用典而值得欣赏的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抒情述意婉曲尽致，用典比不用典更适于表达。如辛弃疾《摸鱼儿》词上阕以惜春、伤春作比喻，曲折表达感时忧世的爱国情怀；下阕则以“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及“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等典故，来表达他因抗敌主张不能实施、优异才能反遭谗妒而郁积的悲愤情怀，并警示谗佞之辈必不会有好下场。从本篇上下阕的关联比较中可以看出，用典其实也是一种比喻，只是用作喻体的只限于历史文化中的故事旧典，其婉而多讽的作用，则与一般所说的比喻完全一致。辛词中抒述的国势败坏和个人挫折，在当时现实中显然难以做直截了当的表达，即使敢说也不可能像本篇这样婉曲尽致而富有感染力。

第二种情况是因为用典而与历史文化发生联系，从而具有相应的意味。如王勃《滕王阁序》后半篇表现了浓重的不遇之感，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以下，连用“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等典，铺叙了古代不遇者的种种情况，表现了浓郁的失落感。但是，他这样一个小青年突然闯到欢乐的盛会之中，如果只是谈不遇的悲怨，则未免有悖于特定的情境气氛而不得体。因此紧接着写出几句很有力度的话：“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随后又是一串典故：“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志；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都是先说两句不遇，又说两句志坚意定，因而有跌宕姿致，是“老当”四句的具体发挥。所有这些典故，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年轻士人的挫折感和进取心，亦因这种士人心态与历史上积累的丰富人生经验相通相连，而使人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意味，并因而诱发读者的思古幽情。总的来看，《滕王阁序》中许多典故的运用是熟练而多姿的，很有表达力与感染力，可玩味欣赏。

第三种情况是用典本身构成优美的形象，并引起联想与想象。如杜甫《秋兴八首》之七写作者对长安昆明池的忆念。昆明池为汉武帝时所凿，其遗迹至唐犹存；诗人晚年在夔州，仍追忆往时在长安之所游。诗中颔联“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二句，仇兆鳌注引曹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东西相望，像牵牛织女”；又引《西京杂记》“昆明池刻玉石为鲸鱼，每至雷雨常鸣吼，鬐尾皆动”，可见是用了旧典来描写昆明池的景观。但杜甫此诗又不是简单地运用旧典，而是通过活跃的形象思维和情感投入将其熔铸为新的意象，很能诱发不同读者的不同联想与想象。如明代杨慎说此二句是“荒烟野草之悲见于言外”，又联下二句说“兵戈乱离之状俱见矣。杜诗之妙，在能翻古语”。清人钱谦益却说“杜公以唐人叙汉事，摩挲陈迹，故有夜月、秋风之句”，并总括全诗为“自伤其辟远而不得见也”。可见不同的联想与想象还导致了不同的理解。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是善于运用旧典铸为新意象的高手，如《锦瑟》诗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便是在这方面有典型意义的名句，很有诱发联想与想象的作用。“旧典意象化”，可以说是唐代诗人在用典方面提供的新经验。这个经验对后世的诗词创作影响很；即使是现代的新诗人也不妨变通运用，这也许有助于加重新诗的历史文化内涵，欣赏起来更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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